在文化自信的时代，中国生活美学如何复兴？

　　（作者： 方汀，燕居品牌文化顾问，广州美术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美学、视觉文化研究。）

　　有关生活美学的研究近年来在中西方学界兴起，在此背景下，如何找到生活美学的中国问题，突显生活美学的中国话语与本土经验，跟上文化自信的时代节奏，同时又使中国学者对于生活美学的研宄究能够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价值，为生活美学的理论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等等就成为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中国现在生活美学的困境是什么，现状如何？

　　一、现代生活与现代审美

　　随着西方文化的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转变为一种以生产与消费为中心的组织方式。这种方式甚至将家居纳入其中，作为生产链条上的环节赋予其经济价值的内涵。我们看到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人作为主体是一个异化的主体，他只能作为社会生产链条上的部件被理解，从而被扭曲了人性与生活。对我国而言，这种无处不在的异化逻辑与我们传统文化意识中对生活的理解矛盾尖锐，进而在文化复兴的背景，时代必然要求我们站在传统的角度重新审视现代生活的组织模式。整体上说，传统生活基于一种审美意识，在人伦与自然两方审视生活的本质，产生了一种具有高度精神理念的诗性栖居。因此，审美意识作为一种秩序化的感觉可以将我们的生活引向精神的满足。

　　但是，传统审美意识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模式在现代社会中处境堪忧。百年来民族独立运动恢复了国家政治主权，但无论在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建设时期的苏联化，还是改革开放以来与国际接轨，作为价值评价范畴之一的审美意识与话语仍然延续了西方中心的内在逻辑。这一话语对传统审美意识进行了价值重估，进而价值降级。所以，审美意识的建立对我们的现代生活来说就有双重的价值：①在西方现代生产消费文化中彰显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主体性，回应时代的要求；②以精神性的主体建设修复生产异化造成的主体创伤。

　　二、文化复兴与审美意识

　　因此，审美意识的培养是文化复兴背景下对我们主体性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审美意识乃是就生活本身的文化复兴，通过它所构成的视觉秩序空间以便组织我们的一种中国式的生活形态。笔者认为，基于现代生活的一般形态，这个审美性的空间应该以家居空间为中心，再向社交、工作、公共空间延申，理由有二：①家居空间是现代生活发生的中心场所，大量的生活时间消耗于此，近年来网络技术的发达也使得家居空间具有办公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其在生活整体结构中的重要位置；②家居空间也是私密程度最高的空间，对工作的忙碌保有距离，进而也容易在质态上成为审美意识得以培养呈现的场所。将审美意识的培养聚焦于家居空间将给文化复兴的时代要求一个坚实的地基。

　　然而，在现代的西方审美话语的运作下，以家居空间为中心的生活广延却是现代生产、货币经济内在逻辑的延续，其空间视觉的配置依据符合效率的理性原则，囿于工业化复制下的家居图景，难以培养一种中国式的审美意识，导致中国在现代生活中的审美意识缺失问题。为此，我们认为，通向文化复兴必须假道审美意识培养，只有将目光转向古代，才能跳出现代生活的陈旧逻辑思考一种能呈现文化传统的生活美学。

　　三、以“燕居”理念为中心的美学方案

　　总体来看，要解决审美意识建立的问题需要从古典审美传统中找到可依托的审美资源，并且需要满足日常性与价值性两个条件。日常性是传播普适性的保证，价值性则是主体认同的对象。笔者在此提出以“燕居”理念为中心的传统家居审美范式，在日常生活与精神价值两端完善帮助我们的文化认同。

　　“燕居”是古代文人生活的理念与状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人士大夫群体在退朝之后理想的家居生活状态，它包含了古人对人生困境的深刻理解与解决方法的探索，进而形成了一种贯穿中国历史的燕居的家居文化理念与生活美学。燕居生活的三重维度：

　　（一）、“充实为美”的身心自由:“燕居” 指人在闲暇时的生活样貌，脱离了工作带来的制度性规范，在这种全然属己的生活闲暇中因一种审美性而获得自由。其生活美学依托于良好秩序的心灵充实，同时也是溢出其外的自然饱满。燕居的生活美学一方面是在精神维度下对现世生活中大小事物的观照，一方面在对感性事物的审美切近中对精神世界的感知，两者相互支撑，相互通达。“孔子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论语·述而》）可以看到，燕居的生活美学首先是精神引领的心灵的充实，并在此种充实中关照事物，而事物的美态尽享可见。燕居美学的生活方式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孔子燕居时的伸展愉色所展示出的中和之气正是与万物齐一的中和之境所保证的。

　　（二）、“择仁而居”的处身原则：“里仁为美”，人正是于“仁”的德性中所处身，方才具有将生活转化为审美性的“燕居”的能力。孔子涉及审美问题的各种言论和观点，都可以还原为以“仁”为核心的主体品质。因此，燕居的美学品质必然也依于仁，进而呈现为一种在仁的德性品质下的生活方式。这种以仁为依托的美在践行中会引发出一种乐，一种由内而外的愉悦。孔子燕居中的“夭夭”之貌正是乐的神态。孔子将生活的感知理解为行仁、践仁的场所表明，仁不是脱离现实生活的存在，它是存在于现实之中、是活生生的东西；对于仁的把握也不能只通过理性逻辑思辨，还需通过自身情感意志的反观。

　　（三）、“游于艺”的审美标准：燕居的生活美学建立在主体践行德性的日常行为之中，而艺术之游则是玩物适情，以博其义理之趣，进而在生活的动息之中做到以仁心应物而有余。《礼记·少仪》云：“士依于德，游于艺；工依于法，游于说。”在古人看来，品性高贵的人依于仁心行事，而艺术则是德行的余事，因此，有德之人必然游于艺术。可见，艺术对燕居的生活美学至关重要，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审美愉悦，或者工作之余的休憩调节，更重要的是艺术的独特力量护送我们的心灵进入一切更高的德性学习之中，使我们的主体性变得完善，唤回在日常繁冗的工作中被磨去的情感。

　　“燕居”质性是“里仁为美”,样态是“体貌和舒”,方法是“游于艺”,藉此构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的诗性栖居。然而现代生活在审美霸权的影响下，以及空间、伦理等约束，燕居的诗性生活早已缺失，如何让其复兴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四、以“燕居”为中心的生活美学原理

　　前述段落理清了审美意识与生活、民族主体性、文化复兴的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燕居”的生活美学作为时代需求的回应。简而述之，审美作为一种话语，规范了生活中的视觉秩序，并为法律、道德、政治等一系列价值原则的运作基础，它为生活立法。因此，审美的过程也是主体身份具象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我们进入一种生活，并在其中获得幸福的过程。生活的审美营造事关我们的主体身份取得，它绝非客观、外在的中性元素。在这个意义上，“燕居”的生活美学所表达的正是一种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如何生活得幸福这一问题的解答：

　　（一）、人生的困境：在古人看来，人生的困境在于伦理与自然的矛盾，也是政治性的生活与超越政治的永恒自然之间的抵牾。悖论的是，人的生活正是由两者构成，我们的在世需要伦理性的约束，需要政治空间的庇佑，毕竟人非野兽，不能生活在荒野之中。与此同时，人也有超越伦理约束，超越政治范畴走向自然整全的需求，两者缺一不可。缺少政治伦理，人无异于动物，依靠本能生存；缺少对自然整体的通达，人就沦为伦理教条、政治利益统治下的奴隶，形消肉蚀，身如草灰。因此，解决这一困境就需要找到通达两者的方法，而理想的人生似乎就是同时通达两者的生活。

　　（二）、燕居的生活正是在朝堂之外的现世生活中处身于自然与伦理的连续性中，让两者无碍。从家居环境的角度，即是要求在受到伦理约束的家居空间最大限度地向自然敞开，抑或通过一扇“窗”的开启，将明月引入，在处世中映照出超世的景观。诗性的世界就在这敞开或映照中绽出，万象更新。

　　（三）、行乐、止忧。燕居的生活美学可以被理解为此。行乐绝非俗世欢愉的贪念，置于肉身的感官毕竟难以长久的持续，厌烦的到来引发的不仅是快感的降级，更是需要享受更多的律令，当新鲜的感觉难以获得时，生命的无力感便伴随而至。因此，行乐，正是对此的抵制，它的本质是在伦理的约束下对自然通达时的生命满足，一种基于丰饶的审美体验，也是持久的灵魂共鸣。以此，俗世的忧愁被暂时悬置。

　　五、现代生活下的燕居生活美学呈现——燕居品牌

　　通过上诉思考，我们将所得结论总结于下：“燕居”作为一种审美性的生活方式，泛指工作之外的生活空间。其范围最大囊括现代生活的一般场景以及传统文化中对生活形态、形式、内涵的丰富表述。“燕居”美学包含一套统一的视觉秩序原则。该原则以传统人文精神之道为价值目的，根植于人的道德需求，并以一种理想的文化秩序为依托，通过艺术性的人文环境，建立的以古典美学的人文价值为中心的空间结构方法，是传统人文价值呈现的形式。

　　我们观察到，现代家居品牌服务于以生产为中心的家庭生活模式，聚焦劳动后的身体放松，整体呈现出形式复制、视觉激烈的局面，为人的精神生活考虑较少。虽然空间设计借鉴了传统形式元素，但内在逻辑仍然是以生产为中心的劳动力再生产，仍是现代西方审美话语在中国的延续。

　　燕居品牌的理念：我们品牌的建立源于对以上困境的思考，力求在文化复兴的背景下以生活空间为抓手，去构建一种有益人的精神世界的空间形式，以尽作为家居文化企业的绵薄之力。我们以传统文化中的“燕居”理念为基础，符合现代生活的基本前提，提取传统“燕居”的形式风格，进行现代转化：赋予它时代的形式与更大的外延。

　　最后，“燕居”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生活理念，它表明了一种与自然共生的，审美性的生活方式，力求在现世人生的伦理约束下去最大限度地沟通自然，以自然的丰饶安抚此身的匮乏。这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是值得过的生活。以中国古代的生活美学思维进行现代化输出，在文化自信、文化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对审美意识进行恢复。